永德路交通律師談網約車最新類案同判規則

　　規則一：駕駛員利用私家車從事順風車服務并未改變車輛的使用性質，如在此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保險公司不得以車輛使用性質改變導致危險程度顯著增加為由拒絕賠償。

　　規則描述：隨著“網約車”的興起，預約用車的業務模式也豐富起來，目前用戶最為熟知的包括“專車”“快車”“網約傳統出租車”“順風車”等業務模式。不同業務的各主體之間法律關系不同，權利、義務和責任也就各不相同。其中，順風車的存在有利于緩解交通擁堵和減少空氣污染，順風車以車主正常出行路線和常規使用車輛為基礎，與其他經營性質的網上預約用車模式有很大差異，發生交通事故時，應當認定為在理賠范圍以內。　　
 

　　可供參考的案例：

　　一、中國某某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臨汾中心支公司與蘇某娟保險合同糾紛案，案號：（2018）晉1081民初781號、（2018）晉10民終2580號

　　基本案情：2017年2月8日，原告蘇某娟為其所有車輛在中國某某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臨汾中心支公司侯馬營銷服務部投保交強險及機動車綜合商業保險。保險公司出具的《機動車綜合商業保險保險單載明，被保險人為蘇某娟，使用性質為非營業，保險期間自2017年2月8日0時起至2018年2月7日24時，承保險別包括機動車損失險108096.8元，機動車第三者責任保險30萬元及不計免賠。同年10月8日12時16分許，蘇某娟駕駛該小型客車，搭乘楊某等人由西向東行駛至山西省京昆高速平陽段某處時，因操作不當致使車輛多部位損壞、路產損壞的道路交通事故。經認定，蘇某娟負此事故的全部責任。事故發生后，蘇某娟及時通知了保險公司。后，保險公司以事故車輛轉變為營運性質車輛為由拒絕理賠。蘇某娟遂訴至法院，請求判令保險公司承擔保險理賠責任。

　　審理結果：山西省臨汾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本案焦點為蘇某娟駕車搭載順路乘客是否已經改變其車輛的使用性質并導致該車危險程度顯著增加。國家《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第三十八條規定：“私人小客車合乘，也稱為拼車、順風車，按城市人民政府有關規定執行”。《臨汾市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實施辦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私人小客車合乘，也稱為拼車、順風車，是由合乘服務提供者事先在合乘信息服務平臺發布出行信息，出行路線相同的人選擇乘坐合乘服務提供者的小客車，分攤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費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私人小客車合乘不屬于營業性運輸經營行為，……”。

　　本案中，蘇某娟從侯馬出發去北京，乘客楊某順路搭乘，根據上述規定，應當認定蘇某娟在保險事故發生時所駕車輛為順風車，并非營運車輛，保險車輛不會因為搭載了合乘乘客而使得危險程度顯著增加，也無證據證明本案保險事故的發生系保險車輛搭載順路乘客所致，故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二、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與李某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案號：（2018）京03民終2038號

　　基本案情：2016年11月23日，李某向某某某保險北京分公司簽署神行車保系列產品投保單。2017年7月19日11時30分，李某搭乘順風乘客行駛時，發生交通事故。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通州交通支隊潞河大隊認定該事故為單方責任。同年7月24日，李某向某某某保險北京分公司出具機動車輛保險索賠申請書。8月8日，某某某保險北京分公司以車輛交通事故原因系保險公司免責條款為由拒絕理賠，李某遂訴至法院。

　　審理結果：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依照保險合同的約定，某某某保險北京分公司免除賠償責任條款的主要內容為：被保險機動車改變使用性質，被保險人未及時通知保險人，且因改變使用性質導致被保險機動車危險程度顯著增加。然結合上述分析，可以判斷李某駕駛的車輛于事故發生時并未用于網約車，而是用于順風車，換言之，李某并未改變車輛的使用性質。此外，根據《北京市私人小客車合乘出行指導意見》的規定，合乘行為是以車主正常出行路線和常規使用車輛為基礎，并不會因此而導致被保險車輛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故此，某某某保險北京分公司拒賠的上訴意見缺乏法律及合同依據，不予支持。

 

　　規則二：駕駛員利用私家車從事網約車業務，判斷車輛是否處于營運狀態，應嚴格以事故發生時司機是否在接單為準，曾經注冊過網約車或在訂單外發生交通事故的，保險公司不得以車輛使用性質改變導致危險程度顯著增加為由拒絕賠償。

　　規則描述：《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規定，網約車經營服務是指以互聯網技術為依托構建服務平臺，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條件的車輛和駕駛員，提供非巡游的預約出租汽車服務活動。該規定將網約車駕駛員非載客時的巡游行駛界定為營運以外的行為。因此，駕駛員利用私家車從事網約車業務，應該以是否處于訂單狀態作為區分是否運營的標準，在訂單外發生的交通事故，不應認定為處于營運狀態，并沒有顯著增加車輛危險程度，不能作為拒絕理賠的理由。
 

　　可供參考的案例：

　　一、某某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奉某菊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案號：（2017）川0116民初6196號、（2017）川01民終14071號

　　基本案情：2017年3月12日15時40分許，黃某駕駛的無號牌自行車與超速行駛的張某杰駕駛的小型轎車相撞，致車輛受損，黃某受傷。黃某后經醫療機構搶救無效死亡。4月17日，成都市公安局雙流區分局交警大隊作出道路事故認定書，認定張某杰與黃某承擔事故同等責任。某某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以張某杰車輛在滴滴平臺注冊為“快車”，且未通知保險公司為由拒絕承擔商業三者險的保險責任。奉某菊（黃某妻子）遂將浩天國際融資租賃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張某杰、某某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三被告訴至法院，請求判令三被告承擔相應賠償責任。

　　審理結果：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本案的主要爭議焦點為渤海財險四川分公司是否應當在商業三者險內承擔賠償責任。根據《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網約車經營服務是指以互聯網技術為依托構建服務平臺，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條件的車輛和駕駛員，提供非巡游的預約出租汽車服務的活動。該規定明確了網約車區別于一般出租車的特點為“非巡游”，這既規定了網約車禁止巡游，同時也將網約車非載客時的巡游行駛界定為營運以外的行為。網約車是為了解決社會公眾多樣化出行的供需矛盾而產生的，其既有營運的性質亦具有家庭自用的性質，根據上述規定，網約車只有在搭載乘客的時候才具有營運的性質。同時，保險公司對營運車輛和非營運車輛存在不同保費標準，原因在于營運車輛的危險程度明顯大于非營運車輛，因此若家庭自用的車輛長期、大量從事網約車業務，則應當向保險公司履行告知義務。本案中，發生交通事故時，張某杰并未從事網約車業務，且保險公司亦未提供任何證據證明張某杰長期、大量從事網約車業務，并因此導致被保險車輛危險程度顯著增加，故渤海財險四川分公司不能以此作為拒賠的理由。保險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風險管理的重要手段，應起到保障當前社會生產和生活的作用，在網約車持續發展的社會狀況下，保險公司若仍簡單以年度為單位判斷車輛是否營運，顯然已無法適應當代社會的變化發展，故對渤海財險四川分公司要求不承擔商業三者險部分的賠償責任的上訴請求不予支持。
 

　　規則三：網約車駕駛員未在平臺接單狀態下發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他人損害的，平臺不承擔侵權責任。

　　規則描述：網約車平臺為乘客與駕駛員之間提供道路出行信息，協助雙方達成運輸服務。部分乘客和駕駛員通過平臺的信息確定出行需求后，取消在平臺的訂單，或在訂單完成以后繼續從事雙方搭乘服務。此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的，因司乘雙方已取消訂單或完成訂單，已與平臺無實質關聯，平臺對交通事故的發生并無過錯，因此平臺對司乘雙方的損失并不承擔相應的侵權損害賠償責任。
 

　　可供參考的案例：

　　一、陳某與蔣某泉、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案號：（2017）云0702民初134號

　　基本案情：2016年7月14日，原告陳某通過滴滴軟件搭乘被告蔣某泉的營運車輛至麗江機場。后二人協商決定由陳某取消平臺訂單直接支付給蔣某泉車費。駕駛過程中，車輛發生交通事故，造成蔣某泉及陳某受傷、車輛受損。經認定，此次交通事故由蔣某泉負全部責任，陳某無責任。陳某訴至法院，請求法院判令蔣某泉、滴滴公司、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承擔其治療期間的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等各項費用支出413965.8元。

　　經查，陳某所使用滴滴出行軟件的運營主體為滴滴公司，其類型為有限責任公司（法人獨資），經營范圍包括汽車租賃、道路客運及貨運經營（憑許可證開展經營活動）、交通運輸設備研發等。被告小桔公司類型為有限責任公司（自然人投資或控股）。經營范圍包括技術開發、技術咨詢、技術服務、技術推廣；基礎軟件服務、軟件開發等，未包括道路客運。

　　審理結果：云南省麗江市古城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次事故中，駕駛員蔣某泉負事故的全部責任，并造成陳某受傷的后果，蔣某泉應對原告陳某因此受到的經濟損失承擔賠償責任。滴滴出行軟件的運營主體為滴滴公司，且滴滴公司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可以獨立承擔相應的責任，陳某未提交有效證據證實蔣某泉駕駛的車輛掛靠在小桔公司，故小桔公司不是本案的適格被告。司乘二人約定取消平臺訂單，線下付費，系二人自主選擇。故該筆訂單已與滴滴公司無實質關聯，且陳某未提交證據證實滴滴公司在本案中有過錯，故滴滴公司不應對陳某受到的經濟損失承擔責任。
 

　　二、史某裕與上海一嗨汽車租賃有限公司、上海駿旌汽車租賃服務有限公司等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

　　案號：（2018）滬0115民初33491號

　　基本案情：2017年5月25日10時8分許，被告張某飛駕駛轎車停在上海市浦東新區櫻花路進銀霄路東約40米處，因其突然開門導致騎行電動自行車于此的原告史某裕被撞，致史某裕受傷、張某飛車輛受損。當日，上海市公安局浦東分局交通警察支隊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簡易程序)，載明，因張某飛突然開門，故其對此次事故負有全部責任，史某裕無責任。后，史某裕訴至法院，請求法院判令上海一嗨汽車租賃有限公司、上海駿旌汽車租賃服務有限公司、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張某飛四被告賠償其治療期間各項費用。

　　審理結果：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規定，網約車平臺公司承擔承運人責任，應當保證運營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權益；網約車平臺公司應當保證線上提供服務的駕駛員與線下實際提供服務的駕駛員一致；網約車駕駛員應符合一定條件。本案中，史某裕主張參照《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規定認定滴滴公司存在過錯，但事發時，張某飛并未處于接單行駛過程或網約車乘客上下車過程中，意味著張某飛與滴滴公司在事發節點不存在服務合作關系，史某裕要求滴滴公司承擔責任的請求，于法無據，不予支持。
 

　　規則四：網約車駕駛員在運營過程中，因自身原因發生交通事故并造成損害，平臺未盡到相關義務的應當承擔責任，該責任性質為補充賠償責任。

　　規則描述：網約車平臺在網約車運營過程中獲取了利益，網約車平臺應當盡到相應的安全保障義務。是否盡到安全保障義務可以從是否履行教育職責、是否盡到審核義務確定。網約車平臺在履行安保義務過程中存在過錯的應當承擔補充清償責任，此種責任認定符合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原則，符合權利義務對等原則。
 

　　可供參考的案例：神州優車（福建）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莫某鳳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案號：（2018）粵01民終21418號

　　審理結果：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關于神州優車公司的責任問題。第一，《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屬于部門規章，是根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由交通運輸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務部、工商總局、質檢總局、國家網信辦共同制定，用于促進出租汽車行業和互聯網融合發展，規范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行為，保障運營安全和乘客合法權益的辦法。神州優車公司及李某春分別作為網約車平臺公司及網約車車輛駕駛員，其行為均應受上述辦法的規范。

　　第二，《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第十六條規定：“網約車平臺公司承擔承運人責任，應當保證運營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權益。”第十七條規定：“網約車平臺公司應當保證提供服務車輛具備合法營運資質……”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網約車平臺公司應當保證提供服務的駕駛員具有合法從業資格，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規定，根據工作時長、服務頻次等特點，與駕駛員簽訂多種形式的勞動合同或者協議，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網約車平臺公司應當維護和保障駕駛員合法權益，開展有關法律法規、職業道德、服務規范、安全運營等方面的崗前培訓和日常教育，保證線上提供服務的駕駛員與線下實際提供服務的駕駛員一致，并將駕駛員相關信息向服務所在地出租汽車行政主管部門報備。”第二十八條第一款規定：“任何企業和個人不得向未取得合法資質的車輛、駕駛員提供信息對接開展網約車經營服務。不得以私人小客車合乘名義提供網約車經營服務。”

　　本案中，事故發生時，網約車及其駕駛員李某春并未取得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運輸證及廣州市網約車駕駛員從業資格，原審法院關于神州優車公司沒有履行對網絡預約出租車車輛及司機合理審查義務，也沒有盡到網約車平臺的管理教育職責，未盡到保證運營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權益等合理安全保障義務，存在過錯的認定正確，本院予以維持。

　　規則五：涉及刑事附帶民事的網約車案件，共享經濟屬性的網約車平臺不應承擔民事責任。

　　規則描述：網約車駕駛員涉嫌刑事犯罪的，依法承擔刑事責任，造成物質損失的，應當獨立承擔全部賠償責任，獨立承擔不能的，需要根據其與網約車平臺的關系來確定平臺責任。被害人或其家屬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要求網約車平臺承擔賠償責任，應當就網約車平臺承擔賠償責任的法律依據和過錯事實舉證證明，網約車平臺無過錯的情況下，不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可供參考的案例：

　　一、 韓某某交通肇事案。案號：（2019）陜03刑終97號

　　基本案情：2017年11月22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白某使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滴滴公司運營的滴滴快車軟件叫車，被告人韓某某接單。司乘雙方協議取消平臺訂單，車費由白某線下直接支付給韓某某。后，韓某某駕車與被害人李某戊駕駛的車輛相撞，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經認定，韓某某負事故主要責任，李某戊負次要責任。附帶民事訴訟原被告因滴滴平臺是否應承擔相應賠償責任產生爭議。

　　審理結果：陜西省寶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對于原告人李某甲、白某請求附民被告人滴滴公司在被告人韓某某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的賠償額度內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請求。經查，原告人白某使用滴滴快車軟件叫車，被告人韓某某接單后，韓某某提出白某將滴滴訂單撤銷后，由白某將車費直接支付給韓某某，白某表示同意。因滴滴訂單已被韓某某、白某協商后予以撤銷，并約定由韓某某繼續駕駛車輛將白某、李某甲運輸至約定地點，由白某支付給韓某某現金，故該滴滴訂單產生的運輸合同已經經雙方協議解除，與附民被告人滴滴公司無關。運輸合同解除后，白某與韓某某口頭訂立了新的運輸合同，在該運輸合同履行過程中發生了本起交通事故，因滴滴公司在本案中并無過錯，原告人白某、李某甲請求滴滴公司作為網約車平臺公司管理者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故不應承擔賠償責任。
 

　　二、李某君交通肇事案。案號：（2018）冀0191刑初158號、（2019）冀01刑終586號、

　　基本案情：2018年3月8日21時6分許，被告人李某君駕駛小型轎車遇到步行并自行躺倒在地約1分鐘的被害人董乙，后董乙被李某君駕駛的車輛碾壓。后董乙經搶救無效死亡。石家莊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新區交警大隊認定：李某君負此事故的主要責任。另查明，事故發生前，被告人李某君通過“滴滴出行”平臺接單，在運送三名乘客至目的地途徑石家莊高新區時，發生上述交通事故。

　　審理結果：河北省石家莊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李某君肇事的行為不是履行職務的行為，李某君與滴滴公司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小桔公司作為滴滴出行軟件的設計開發商，沒有網約車運營資質，滴滴出行不是侵權人，二公司對事故的發生沒有過錯，故二公司不應承擔賠償責任。

　　規則六：經濟模式下的網約車駕駛員與平臺一般不構成勞動關系或勞務關系。

　　規則描述：網約車平臺公司以互聯網技術為依托構建撮合服務平臺，整合出行供需信息。平臺向駕駛員提供乘客乘車信息，駕駛員接收到相關信息后有權決定是否回應；駕駛員是否開始接單、何時開始接單以及在何地點接單，不受平臺的勞動管理，具有充分的自主權；駕駛員以每次訂單服務完成為依據獲得報酬，而非在一月或一周的特定時間內完成指定數量的搭載乘客工作為獲取報酬依據等情形，則可證明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未形成以人身自由在勞動范圍內歸用人單位支配、服從勞動分工和安排、遵守勞動紀律、接受用人單位管理為主要內容的從屬關系。駕駛員與平臺之間的關系應當按照該協議予以確認和調整，一般情況下不構成勞動關系。　　
 

　　可供參考的案例：

　　一、龍與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案。案號：（2019）閩0583民初1448號

　　基本案情：2018年11月間，原告袁某龍通過滴滴車主APP注冊為滴滴快車車主。滴滴平臺根據乘客發出的用車需求信息，在用戶平臺上提供可使用的網約車信息，并最終由匹配成功的駕駛員實際向乘客提供線下運輸服務，乘客通過滴滴出行客戶端支付乘車費用，對于乘客支付的乘車費用，袁某龍可依照費用結算標準定期或不定期地結算。同年12月25日，袁某龍在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的平臺上接單運送乘客，乘客通過支付乘車費用6.31元。后，袁某龍報警稱，其從溪美崎峰車站檢測中心的一樓掉到地下室，后送往醫院治療。后，袁某龍以滴滴公司為被告提起訴訟，請求判令滴滴公司單方指定的《專快車服務合作協議》第九條無效并賠償其相關損失。

　　審理結果：福建省南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為原告與被告是否形成勞務關系。根據被告提供的北京市長安公證處出具的（2018）京長安內經證字第33790號公證書，證明原告在通過滴滴車主APP注冊為滴滴快車車主時，須在《服務標準及違約責任認定》前點擊同意，該《服務標準及違約責任認定》中包括《專快車服務合同協議》，該協議第九條最后一款載明“本協議正文及其附件受《合同法》等民事法律約束。我司與所有提供網約車服務的司機僅存在掛靠合作關系，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勞動關系，不適用《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原告在通過滴滴車主APP注冊為滴滴快車車主時，已勾選同意《專快車服務合同協議》，該協議載明原告與被告為掛靠合作關系，依據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原、被告已就雙方關系作出約定，故原、被告之間并不是提供勞務關系，且原告也是在接單送乘客到指定地點并結束訂單后受傷的。故原告沒有證據證明其受傷與被告具有因果關系。故對其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二、某、長沙優行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勞動爭議糾紛案

　　案號：（2019）湘0104民初2390號、（2020）湘01民終1284號

　　基本案情：2018年3月至2018年6月,李毅擔任“曹操出行”平臺的專車司機。2018年3月1日，李某（乙方）與浙江外企公司（甲方）簽訂《勞務服務協議》,第三條約定：乙方為甲方提供代駕勞務服務。協議第四條約定甲方向乙方支付勞務服務報酬的原則為多勞多得，不勞不得、獎勵與負激勵相結合原則，服務期間不設最低勞務服務報酬標準及最高勞務服務報酬標準；勞務服務報酬金額的計算將根據乙方在當月服務期間的獎勵與負激勵執行情況得出，勞務服務報酬的發放方式、發放時間等具體內容以實際執行為準。雙方還就服務規范、保密、違約責任等問題進行了約定。后雙方因退還車輛產生的扣除費用產生糾紛，訴至法院。另查明，案外人杭州優行科技有限公司與浙江外企公司簽訂《勞務外包服務協議》，主要內容為:杭州優行科技有限公司(甲方)根據公司業務需要,接受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乙方)提供司機勞務外包服務,并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勞務服務費。勞務人員主要從事曹操專車駕駛服務。協議有效期限為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

　　審理結果：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本案爭議焦點為長沙優行公司與李某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經查明，李某與長沙優行公司簽訂的系《車輛使用協議書》，從上述協議所確定的權利義務關系來看，該協議不能體現李某與長沙優行公司之間系勞動關系。與此同時，李某上訴主張其與杭州優行長沙分公司存在勞動關系，與長沙優行公司不存在勞動關系。在本案庭審過程中，李某多次表示對一審判決中關于李某與長沙優行公司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的認定無異議，故李某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