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宴后不聽勸阻醉駕身亡組織者還需擔責嗎

        上海交通事故律師講述案件詳情：

　　四川廣元市的郭先生，邀請好友李先生到家中吃飯，兩人共同飲酒。飯后，李先生駕車載著兒子離開，郭先生進行了勸阻但并沒有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李先生駕車離開后，車輛駛出道路與道路右側路燈相碰撞，造成李先生當場死亡，經鑒定，李先生屬于醉酒駕駛。

　　事發后，李先生的家屬將同桌吃飯的郭先生等人起訴至法院，要求承擔60%的責任，索賠60余萬元。6月6日，記者從廣元市利州區法院獲悉，近日，法院作出判決，郭先生作為飯局的組織者和酒水的提供者，明知李先生酒后要駕車離開，雖進行了勸阻，但勸阻并不徹底，因此存在過錯，承擔10%的賠償責任，共計賠償99968.4元。另外兩名同桌吃飯的人，沒有飲酒及勸酒行為，不承擔賠償責任。

　　男子赴好友家宴后，醉駕出事故身亡

　　同車9歲兒子幸免于難

　　2020年8月19日18時許，李先生駕車帶著9歲的兒子來到郭先生家中，應邀在其家中吃飯，同桌吃飯者的還有郭先生的姐夫等另外兩人。吃飯時，李先生喝白酒，郭先生喝啤酒，另外的人均未喝酒。

　　當天21時20分許，李先生喝酒后駕駛轎車，搭載自己9歲的兒子，沿108國道由劍閣方向駛往廣元市城區方向。行駛至108國道1909公里550米處，車輛駛出道路與道路右側路燈相碰撞，造成當事人李先生當場死亡、車輛受損的交通事故。所幸，李先生的兒子并無大礙。

　　經廣元市公安局物證鑒定所鑒定，李先生心血采樣檢出乙醇，含量為227.8mg/100ml。2020年9月11日，廣元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當事人李先生在其所持有的機動車駕駛證違法記分達到12分、仍醉酒后駕駛未按規定期限進行安全技術檢驗的機動車行駛至事故發生地點處，在行駛過程中，由于操作不當，導致發生交通事故，其行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相關規定，與交通事故的發生具有因果關系。當事人李先生應當承擔交通事故的全部責任。

　　李先生的家屬稱，李先生從外地旅游回來到自己開辦的石材加工廠巡視后，于當天18時許開車帶著自己的兒子回家吃飯，路過郭先生家時被其叫住，挽留李先生吃飯喝酒，因外出旅游好幾天沒回家，于是李先生說不喝酒，想回家吃飯，但郭先生再三挽留，李先生盛情難卻，只有下車帶兒子在其家吃飯、飲酒。吃完飯后，李先生要回家，但郭先生等人在明知李先生要駕車，卻并未進行勸阻也沒有履行照顧、看管、護送或及時通知其妻子的義務，在李先生醉酒的狀態下仍然讓其駕車離開，最終李先生出車禍身亡。
 

　　好友遭起訴索賠

　　法院判決：未采取有效措施勸阻，擔責10%

　　事發后，郭先生向李先生家屬支付了5萬元，但雙方針對賠償無法達成協議。2021年1月，李先生的家屬向法院起訴，請求判郭先生等人擔責60%，賠償60余萬元。

　　不過，庭審中，郭先生辯稱，當時是大家旅游完了以后回家，在群里聊天，李先生說在其家門口了，于是他出于禮節，就讓李先生到家里吃飯。吃飯時，只有他和李先生喝酒。飯后，他勸李先生不要走，還拿李先生的車鑰匙，但沒有勸住。當時李先生離開時意識清楚，行為正常，不存在對于重度醉酒者無法走路等需要看護或者去醫院等情形。而且，郭先生表示自己作為飯局的組織應當承擔人道責任，其補償的5萬元也不予追要。

　　法院審理后認為，李先生作為一個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曾經有飲酒后駕駛機動車行政處罰的前科而不知悔改，明知相關法律、法規禁止酒后駕駛，在他人勸阻的情況下，仍然酒后駕駛機動車上路行駛，具有較大過錯，因此李先生應當對損害結果的發生承擔主要責任。

　　郭先生作為飯局的組織者和酒水的提供者，與李先生共同飲酒后，明知李先生要駕車離開，其雖對李先生酒后駕車進行了勸阻，但勸阻并不徹底，最終因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致交通事故發生，導致李先生死亡，其共同飲酒行為與李先生的死亡具有因果關系，因此，郭先生對此存在過錯，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根據被侵權人對損害的發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侵權人的責任之處理原則。綜合導致損害后果發生的各個因素及過錯程度，確定郭先生對李先生醉酒駕駛致死承擔10%的賠償責任。同時，另外兩名同桌吃飯的人，沒有飲酒及勸酒行為，不承擔賠償責任。

　　近日，法院作出判決，郭先生承擔10%賠償責任，共計賠償99968.4元，先期支付的50000元予以扣除。據介紹，該案判決后，承辦法官為了確保案結事了，對該案件進行了案件回訪，促使雙方當事人服判息訴，及時主動督促當事人實際交付履行，避免新的訴累。2021年5月25日，法官通知了該案的雙方當事人到庭，郭先生于當日一次性向李先生家屬付清了款項。

　　醉駕高居刑事案件數量首位，代表建議調整醉駕入刑標準

　　“醉駕在刑事案件中居高不下讓我們必須重新反省。”2019年起，醉駕型危險駕駛罪開始在審結的刑事案件中位居第一。2021年全國兩會，在“醉駕入刑”的第十年，多位人大代表提出應重新考量“醉駕入刑”與當下社會的適配性。

　　“從這9年的數據來看，數量不斷攀升，目前已高居刑事案件數量首位。”全國人大代表朱列玉認為，“醉駕入刑”的立法原意是將醉駕行為列為犯罪行為進行打擊，以遏制醉駕型危險駕駛行為，但如今不但沒有起到預定的效果，反而已經偏離了初衷。

　　全國人大代表韓德云介紹，醉駕型危險駕駛罪，尤其是沒有直接社會危害后果的醉駕被認定為犯罪，源于十年前“醉駕入刑”的強大社會輿論壓力，讓刑法進行了一次倉促修改。“‘醉駕入刑’后，一方面嚴重危害生命和財產安全的危險駕駛行為迅速得到遏制，另一方面也帶來大量沒有直接社會危害后果的醉酒開車者受到刑事處罰，并由此產生社會負面效果。”
 

　　中國新聞周刊注意到，近年來，多位代表委員曾就醉駕型危險駕駛罪發表看法。2018年，全國人大代表陳建華認為，醉駕型危險駕駛罪存在量刑標準不統一的問題。2020年，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就曾提出應在醉駕案件中推廣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多年討論中，如何在全國統一“醉駕入刑”標準，提高醉駕的酒精含量標準以及對醉駕認罪認罰從寬處罰成為議題焦點。

　　韓德云：在全國統一醉駕入刑標準

　　“醉駕在刑事案件中居高不下讓我們必須重新反省，十年前制定的危險駕駛罪在今天是不是恰當。”韓德云回憶，10年前“醉駕入刑”源于當時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入刑后，一方面嚴重的危險駕駛行為迅速得到了遏制，另一方面打擊面極大的“入刑”也讓大量沒有直接社會危害的醉酒開車者受到了刑事處罰，并衍生出一系列的社會負面效果。

　　韓德云介紹，醉駕當做刑事案件處理后，一人犯罪，全家會受到連帶影響，即使被處以最輕處罰或者緩刑，都會導致行為人正常的社會身份被改變，并留下犯罪記錄。例如，職業工作者律師、醫師、證券從業者等將會被吊銷執業資格；公務員等將被直接開除公職；從事出租車、貨車等營運行業的駕駛員將面臨終身不得從事營運類工作的失業危險。

　　此外，行為人會因為犯罪記錄被納入信用記錄，導致個人貸款、消費受限，子女工作的政審很難通過，正常生活受到影響。“各方面受到歧視和不公平待遇后，可能引發的隱形社會風險，包括仇視社會、報復社會等惡性案件，成為新的社會問題。”韓德云說。

　　“醉駕入刑”和當下社會的適配性是韓德云重點關注的問題。他表示，中國幾千年來存在重刑輕民、以刑為本的傳統，過于強化和依賴通過刑事手段來調整社會秩序的現象。而“醉駕入刑”作為當年特殊背景下，為了體現“從重從快”嚴厲打擊處罰刑事政策的一種做法，已經嚴重有悖當今社會現代化治理的要求。

　　“現代法治社會，民法應當擴張，行政法應當規范，而刑法應當謙抑。”韓德云說。
 

　　韓德云認為，“醉駕入刑”的十年已經通過大量宣傳教育改變了人們的觀念和行為方式，刑法應當是維護社會和諧的最后防護網，他建議應在全國統一“醉駕入刑”的執行標準，以結果為導向判定是否入刑。

　　“各地標準不一樣，比如有的地區是200mg/130ml，可能下一個地方是200mg/140ml，同樣一段路受到不同對待。”韓德云介紹，各地使用標準不一，會導致嚴重執法不公，乃至浪費大量司法資源。

　　我國《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標準》及《關于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通知》規定，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100毫升即屬于醉酒駕車。事實上，許多地區出臺了具體的細則，執法標準不一。

　　韓德云表示，不僅如此，從各地人民法院、檢察院、公安廳等發布的會議紀要、參考標準、實施細則來看，各地對于醉駕的規定不盡相同，對于醉駕的從重情節、適用緩刑、不起訴、免于刑事處罰的規定不同，還有地區將城市和鄉村的醉駕入刑標準區別對待。

　　因此，韓德云建議，應提高“醉駕入刑”的標準，擴大以行政手段處理醉駕的范圍，尤其是沒有社會危險后果的醉駕行為。同時，在全國統一入刑執行標準，擴大醉駕行為處罰的認罪認罰從寬適用范圍。

　　“總體目的就是提高入刑標準，不要動不動就用刑法去處理問題。”韓德云說。

　　朱列玉：修改或取消醉駕罪

　　“取消醉駕型危險駕駛罪并不意味著對酒后駕駛的不法行為不予追究。”朱列玉介紹，此議案的立意在于限制刑法適用的同時，加大對酒駕醉駕行為的行政處罰的力度和范圍，并完善公安機關對酒駕、醉駕行為做出行政拘留、罰款以及暫扣或吊銷駕駛執照等行政處罰措施的規定。

　　朱列玉認為，從近年來披露的數據來看，醉駕型危險駕駛罪案件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在不斷攀升，可以見得“醉駕入刑”沒有起到遏制此類行為的效果，反而已經背離了“醉駕入刑”的初衷。

　　“現在醉駕的認定標準比較低，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100毫升就構成犯罪了。”朱列玉認為，十年來入刑的嚴格程度都沒能控制醉駕數量，從根本上看還是與國人的文化環境有關，與“為什么在中國廢除不了死刑”類似，因為殺人償命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概念。“法律要照顧人情。中國人聚在一起，總是要喝兩杯，喝了一二兩酒，就犯罪了，老百姓不認可。”

　　朱列玉稱，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治理要求，應該是犯罪的人越少越好，事前的教育要大于事后的處罰。如果都需要入刑來管理，那反而表明治理水平的不足。醉駕入刑后，刑法對危險駕駛罪的規定沒有情節限制，醉駕即為犯罪，即使沒有對法益造成現實侵害也處以刑罰，這與刑法的謙抑性原則相悖。

　　在治理醉駕和其他社會頑疾時，他表示不能過度依賴嚴厲刑罰打擊，而是需要通過綜合治理、有效施策的方式實現多渠道管控。

　　“刑法具有其他法律在教育、震懾方面不具備的作用，但在社會治理中，不能過度依賴刑法。”朱列玉認為，可以對飲酒駕車的行為采取行政拘留十至十五天、罰款五千元的行政處罰，或者酒后駕車吊銷駕駛證五年內不準重新拿證的行政處罰手段。

　　朱列玉介紹，刑法真正需要遏制、打擊的是深度醉駕后駕車的行為，可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對深度醉酒后駕車的行為進行追責，對于尚未造成嚴重后果的深度醉酒后駕車的行為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于造成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等嚴重后果的，可以依照該罪的加重情節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還可以提高深度醉駕的法定刑上限，增加對嚴重醉駕的懲治力度。

　　對于“醉駕入刑”在當下的適用性，朱列玉認為加大行政處罰的力度和范圍，綜合運用行政處罰措施所具備的人身權、財產權和資格剝奪效果，可以實現與拘役刑、罰金刑相近的社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