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刑事辯護律師的收費 加強罰金沒收財產的執行監督

　　上海律師咨詢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四百三十四條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對被判處罰金、沒收財產的罪犯沒有依法予以執行的，或者執法不當，或者財物未及時上繳國庫的，應當及時通知糾正。而實踐中罰金、沒收財產（以下簡稱“兩刑”）執行不到位的現象嚴重。一是執行機關重視不夠。人民法院既是“兩刑”的判決機關，又是“兩刑”的執行機關，存有重判決輕執行的思想傾向，表現在對“兩刑”執行的人力、物力配備不足，安排部署、組織實施不到位。二是檢察機關監督不力。有的檢察機關尚未指定相關部門派專人定期或不定期檢查執行情況，發現有執行不到位的或者違法的未能及時提出糾正意見。

　　筆者認為，對“兩刑”執行的監督應抓以下重點內容：

　　一查判處罰金的罪犯是否按期按數繳納，對不能按期按數繳納的要查明情況和原因。

　　二查對期滿后拒不繳納罰金的，人民法院是否強制執行，強制執行措施是否符合法律規定。

　　三查在發現被執行人有可執行的財產時，人民法院是否追蹤執行，使其不能逃脫罰金刑的執行。

　　四查對遭受不可抗拒災禍而繳納確有困難的是否按規定程序裁定減少或者免除。

　　五查沒收財產是否屬于罪犯個人所有財產。

　　六查沒收財產需要償還罪犯負債的，其是否屬沒收財產判決前發生的正當債務，是否有債權人的請求。

　　七查罰金及沒收財產是否按時上繳國庫，是否有挪用和私自處理的情況。

　　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對被判處“兩刑”的罪犯沒有依法予以執行或者執行不當或者罰沒的財物未及時上繳國庫的，應當及時通知糾正。書面糾正要求執行機關在１５日內回復，執行機關不回復的可通過上一級檢察機關向執行機關的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

　　一、關于執行時間  上海刑事辯護律師的收費

　　2000 年 12 月 3 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 5 條規定，“判決指定的期限”應當在判決書中予以確定；“判決指定的期限”應為從判決發生法律效力第 2 日起最長不超過 3 個月。而 2010 年 2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財產刑執行問題的若干規定》第 3 條又規定：“對罰金的執行，被執行人在判決、裁定確定的期限內未足額繳納的，人民法院應當在期滿后強制繳納。對沒收財產的執行，人民法院應當立即執行。”但是相比罰金，沒收財產并不具有可變更性，這是因為沒收財產過程簡單，不具有持續性而不存在減免的余地。沒收財產的這種不可減免執行的特點，也被認為是沒收財產重于罰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就使得刑法分則條文對具體犯罪規定了數額或者倍比制罰金，同時又規定了沒收財產可供選擇，按此時立法者之意，罰金在嚴厲性上似乎遜于沒收財產，但實際上罰金未必遜色于沒收財產，有些時候甚至嚴厲于沒收財產。因為罰金既可針對犯罪人在被審判時所擁有的合法財產，又可以針對犯罪人未來的合法財產，而沒收財產之只能針對犯罪人在審判時所擁有的合法財產。可以發現，罰金的嚴厲性其實超過了沒收財產。而且，即便是針對犯罪人在被審判時的合法個人財產，罰金也能起到沒收全部財產的作用，只要司法監管對犯罪人判處的罰金數額超過犯罪人在被審判時所擁有的合法財產，此時罰金起到的作用相對于沒收財產就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關于執行率

　　有論者在 1991 年對 1980-1990 年的 11 年間的罰金和沒收財產適用情況做統計，某區共判處各類刑事犯罪分子 10995 名，適用罰金加沒收財產的只有 5 人，僅占判決人犯的萬分之四點六。到 2012 年有論者再對廣東省某監獄進行調研，根據 2008 年 6 月 30 日廣東省監獄管理局提供的全省監獄服刑罪犯中，有 78000 多名罪犯有附加財產刑，占66.26%；已全部執行的 6400 多名，占 5.45%，部分執行的 1900 多名，占 2.44%。2010 年 12 月 30 日廣東省某監獄刑罰科年度統計，該監獄犯有附加財產刑的，占 42.8%；已全部執行的占 7.8%，部分執行的 0.26%。還有論者對山東省濟寧市法院（含 12 個基層法院）2001—2005 年審結的共 14496 個刑事案件進行調查，其中判處財產刑案件 6624 件，刑事案件判處財產刑的比例為 44.2%，但已執行財產刑案件只有 2136 件，比例為 31.8%未執行率將近 70%。可見雖然罰金與沒收財產的適用率升高了，但執行率卻始終比較低。

　　罰金是我國刑法規定得較多的附加刑之一，也確是在實踐中存在較多執行問題、屬于較難執行的刑罰之一。與刑法中大量規定罰金、在審判中較多適用罰金的情況相比，罰金的執行是很成問題。實踐表明，在罰金的執行中，普遍存在著罰金執行率低的問題。有論者在實證調研后，甚至指出：“在刑法規定的刑罰種類中，沒有哪一種像罰金這樣執行情況不理想。”據《北京日報》2007 年 1月 18 日報道，北京市海淀區法院 3 年判處罰金案 1477 件，罰金總額 2902 萬元，但實際執行只有 15 萬元，占判處罰金總額的 0.53%。

　　在沒收財產的適用與執行率方面，有論者根據北京市法院網公布的信息分析整理 2006 年到 2008 年適用沒收的司法統計數據說明，2006 年-2008年期間，北京市各級法院審理 75372 宗刑事案件，適用沒收財產的共 354 件，占所有案件比例 0.47%，而適用特別沒收的共10531件，占所有案件比例的13.97%。有論者統計廣東某基層法院 2004-2008 年罰金與沒收財產的執行情況說明無論是罰金還是沒收財產的執行率均非常低。

　　雖然 1999 年 10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指出：凡法律規定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的，均應當依法并處，被告人的執行能力不能作為是否判處財產刑的依據。確實無法執行或不能執行的，可以依法執行終結或者減免；對于法律規定有罰金的犯罪，罰金的具體數額應根據犯罪的情節確定。但 2000 年 12 月 13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于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 2 條又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根據犯罪情節，如違法所得數額、造成損失的大小等，并綜合考慮犯罪分子繳納罰金的能力，依法判處罰金。

　　三、造成執行率差距的原因

　　正是由于罰金的規定決定了在司法實踐中對被告人判處財產刑時，依然很少考慮被告人的經濟條件。天價罰金案例比比皆是。以倒賣車票、船票為例，刑法第 227 條第 2 款規定：倒賣車票、船票，情節嚴重的，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票證價額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罰金。如 2002 年 3 月，山東省青島鐵路運輸法院一審以倒賣車票罪判處山東省淄博市無業人員李新凱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 1,277,600 余元。之所以對其判處如此巨額的罰金，是由于其共倒賣火車票 6991 張，票面價額合計人民幣 127.7601 萬元，但是，與票面金額相比，其從倒賣車票、船票中非法獲利僅為 19.8150 萬元。對此，阮齊林等所做的北京市朝陽區檢察院 1999 年度公訴案件量刑的分析研究也證實了這點。

　　因為天價罰金的判決通常超過罪犯的可承受范圍，最終的處理結果無非有二，一是讓罰金判決成為“一紙空判”。有論者曾統計，在基層法院所判處的輕微型刑事案件中，有相當大的罰金判決無法執行，此類案件的空判率高達 60%以上，有的地方高達 70%。犯罪分子或者無能力執行，或拒不執行，或拖延執行，致使刑滿后脫離監控，使罰金執行落空。所有這些都顯示出占所有刑事案件絕對多數的并處罰金判決案件判決后有可能無法或根本無法執行。二是最終獲得罰金的減免。財產刑一旦被減免，也就無法再恢復執行。罰金案件的執結率低于1%，判處罰金的案件中止執行率達到 90%左右，有的法院甚至對罰金不移送執行機關執行。從上述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罰金的執行存在著嚴重的執行難問題。財產刑執行難的問題不僅困擾著我國各地的法院，國外有些國家也存在同樣的困擾。如英國“在全國所有審結的案件中，有近 3/4 的案件被處以罰金。但目前罰金和其他罰款的支付率僅為 59%。”我國的財產刑空判現象要嚴重得多。

　　也正因為此，雖然在罰金判決中存在許多“天價”的情況，但實際上具體個案的罰金量可能并不會高過“天”。一旦罰金太高，就無法執行，只要無法執行，就變相減輕了罰金的刑罰總量。曾有記者采訪福建省三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二庭陳庭長，該庭長告訴記者她所在的庭 2005 年至 2007 年作出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的判決有 11 件，由于很多案件同時還附帶民事蘇總，在法院判決生效后，大部分被告人的個人財產尚不足以支付附帶民事賠償，因此截止至記者訪談時的 2007 年 3 月中旬，上述這 11個案件均未得到執行。因為根據刑法第 36 條的規定，在執行沒收財產或罰金前，應當先承擔被害人的民事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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