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刑事訴訟律師分析聚眾斗毆案判無罪案例

　　上海刑事訴訟律師分析聚眾斗毆案判無罪案例

　　【案例】謝某聚眾斗毆案（（2017）粵01刑終1377號）

　　【裁判理由】一、本案多名被害人對上訴人謝某的指證與事實不符。

　　（一）被害人楊某1在偵查階段所作的陳述及辨認筆錄對犯罪嫌疑人的描述與上訴人謝某本人的實際年齡、身高特征均存在較大差異，其證言的真實性存疑。

　　（二）被害人賴某1在第一次辨認上訴人謝某照片（身份證照片）時認出了上訴人謝某，但在第二次辨認（上訴人謝某的近照）時，無法辨認出謝某。由于被害人賴某1在第一次辨認時未滿十八周歲（差兩個月），當時沒有監護人在場，程序上存在瑕疵，而公安機關對該瑕疵已無法予以補正，因此，被害人賴某1對上訴人謝某的指認本院不予采信。

　　（三）證人李某1案發時十四周歲，系未成年人。其在第一次辨認時沒有監護人在現場，該次辨認程序存在瑕疵，且公安機關未予以補正，無法作為本案證據使用。在第二次辨認時，其辨認筆錄雖顯示有荔灣區秀水居委會工作人員謝某作為見證人的簽名。但對該見證人在證人李某1辨認時是否在場的問題，事后經公安機關多次補正，仍無法予以核實，而見證人謝某本人在荔灣區人民法院重審本案時也拒絕出庭對相關問題進行說明。因此，由于取證程序存在瑕疵，且未能得到補正，證人李某1的證言，本院不予采納。

　　（四）由于本案證據材料中并沒有證人張某2的辨認筆錄，無法確認其所指認的（2）號男子就是上訴人謝某，其證言本院不予采納。綜合上述被害人一方參與斗毆人員的言詞證據來看，雖然參與此次聚眾斗毆的被害人一方八人中，有三名指認在案發現場看到上訴人謝某實施了毆打行為，其中有一人指認只是在案發現場見到上訴人謝某。
 

　　但上述陳述與證言之間存在多處矛盾：

　　一是在具體的毆打行為與使用的兇器上，被害人楊某1的陳述與另外兩名在場證人張某2、李某1的證言不一致。

　　二是在上訴人謝某是否參與了毆打行為這一事實上，被害人賴某1的陳述稱與另外三人的陳述的內容明顯不一致。三是由于謝某是后期被抓，證據中缺乏證人盧某1、張某1（外號“胖子”）、黃某、張某2、劉某、肖某1、吳某1、毛某1等案發時其他人對上訴人謝某的辨認筆錄。

　　二、多名同案人對上訴人謝某的指證前后矛盾。

　　（一）同案人趙某1案發時十六周歲，系未成年人。其辨認能力與成年人相比較存在一定的差別。案發時參與打架的人數眾多，現場較為混亂，光線較暗，連趙某1自己都供述當時光線較黑，其看得模模糊糊，其只是憑身材矮胖而指證上訴人謝某。同案人趙某1在案發后與本院提審的筆錄內容均反映出，其無法確認自己之前在公安訊問階段所指認的“謝某”是對方的人還是自己一方的人，其對上訴人謝某的辨認筆錄真實性存疑。

　　（二）同案人吳某2在案發后雖曾指認上訴人謝某參與了此次聚眾斗毆。但其與謝某意外同倉后，完全否認了自己在公安偵查階段對上訴人謝某所作出的指認。因此，吳某2在偵查階段對上訴人謝某的指認前后矛盾。

　　綜上，雖然本案有多名被害人與同案人指證上訴人謝某參與實施聚眾斗毆的犯罪行為，但涉案雙方人員對上訴人謝某的指證，一部分在內容上存在諸多矛盾，且無法予以排除，另一部分在程序上存在瑕疵，未能予以補正，因此均無法作為定案的依據。

　　三、有證據證明上訴人謝某案發時不在現場。

　　（一）上訴人謝某一直辯稱案發期間自己在深圳，案發時自己正與在深圳富士康工作的前同事聊天。其家人也向公安機關提交了案發期間的聊天記錄照片與聊天所使用的電腦。公安機關在偵查本案過程中，并未調查核實上訴人謝某的無罪證據，且對于上訴人謝某家屬提供的證物（聊天電腦主機）所出現損壞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因此，對上訴人謝某所提供的上述案發時不在現場的證據本院予以認可。

　　（二）公安機關雖發現上訴人謝某實名購買了2015年8月4日19:34列車C7080（廣州東至深圳）的車票，該購票記錄雖能證明上訴人謝某隱瞞了自己在案發期間曾來過廣州的事實，但由于公安機關并未取得謝某此次到底是何時前往廣州的證據，因此，該證據雖能證明謝某對某些事實存在隱瞞真相的可能，但并不能據此認定，上訴人謝某在8月4日之前來過廣州就一定參與了此次7月30日的聚眾斗毆犯罪行為，所以該證據事實與本案的關聯性較弱，不能作為據以定案的證據。

　　四、公安機關的破案過程不自然，不能反映公安機關如何發現上訴人謝某有作案嫌疑。

　　公安機關針對如何鎖定上訴人謝某成為本案的被告人，以及如何據此認定謝某參與了此次犯罪行為，一直無法做出合理的解釋。僅出具了一份情況說明稱經采用技術手段篩選出當時的涉疑人員，再逐個找被害人、見證人對篩選出來人員逐個進行排查而鎖定上訴人謝某成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但上述說明，并未明確具體采取的是何種技術手段來進行篩選。后經一審法院查證，公安機關是通過同案人吳某2、趙某1在案發期間的電話通訊記錄查到有人曾撥打一個134××××3905的號碼，據此號碼查找到該號碼系使用謝某的身份證注冊登記，從而鎖定上訴人謝某，再將謝某的照片給被害人及同案人指認，而確認謝某參與了本案。現有的證據僅能證實公安機關鎖定上訴人謝某的電話號碼是一惠州號碼，但并不能證實該號碼系用謝某的身份證登記注冊。即使該號碼登記在上訴人謝某名下，也并不能證實上訴人謝某在案發期間持有或使用過該電話號碼，而本案上訴人謝某一直辯稱自己從未去過惠州也未使用過該號碼。根據同案人吳某2與趙某1的供述能證實，案發當晚，參與斗毆的人主要是同案人“阿某1”糾集的，而并非吳某2與趙某1糾合而來。

　　在主犯“阿某1”尚未歸案的情況下，公安機關如何據此認定上訴人謝某就是被糾合的人員這一事實存疑。即使同案人吳某2、趙某1有糾集他人，但如何憑借案發期間與吳某2、趙某1存在聯系就一定認定當時上訴人謝某是被糾集的同案人這一事實也存疑。綜上，公安機關鎖定上訴人謝某成為本案犯罪嫌疑人過程的合法性以及其據此取得的證據與本案的關聯性均存在諸多疑點，無法作為本案據以定案的證據。

　　上海刑事訴訟律師根據上述案例我們整理了聚眾斗毆的構成要件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規定，聚眾斗毆罪是指為了報復他人、爭霸一方或者其他不正當目的，糾集眾人成幫結伙地互相進行毆斗，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為。
 

　　聚眾斗毆罪的量刑：

　　一、《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聚眾斗毆的，對首要分子和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對首要分子和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多次聚眾斗毆的;

　　(二)聚眾斗毆人數多，規模大，社會影響惡劣的;

　　(三)在公共場所或者交通要道聚眾斗毆，造成社會秩序嚴重混亂的;

　　(四)持械聚眾斗毆的。

　　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

　　（十二）聚眾斗毆罪

　　1.構成聚眾斗毆罪的，可以根據下列不同情形在相應的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

　　（1）犯罪情節一般的，可以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聚眾斗毆三次的；聚眾斗毆人數多，規模大，社會影響惡劣的；在公共場所或者交通要道聚眾斗毆，造成社會秩序嚴重混亂的持械聚眾斗毆的。

　　2.在量刑起點的基礎上，可以根據聚眾斗毆人數、次數、手段嚴重程度等其他影響犯罪構成的犯罪事實增加刑罰量，確定基準刑。